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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治理应验:“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
栏目: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2026-06-24
 “人工智能+”是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范式,它以融合和赋能为突出特征,呈现出从概念到体系、从理念到行动、从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国家治理”推动形成了以智能+治理为特征、以有机融合和双向赋能为机制的智能治理新样态,促进了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和全球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未来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从制度设计、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和机制保障四个方面着手,持续推动政

  “人工智能+”是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范式,它以融合和赋能为突出特征,呈现出从概念到体系、从理念到行动、从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国家治理”推动形成了以智能+治理为特征、以有机融合和双向赋能为机制的智能治理新样态,促进了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和全球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未来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从制度设计、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和机制保障四个方面着手,持续推动政策体系智能化、发展平台智能化、人才队伍智能化和监管响应智能化。

  应验,浙江湖州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思想与政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集成电路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启动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既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发展智能经济和迈入智能社会的必然要求。

  2025年,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我国进入“人工智能+”新阶段。年初,人形机器人在春晚舞台上惊艳亮相,国产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3月,基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情况,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4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强调要“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随后,习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上海要总结好以大模型产业生态体系孵化人工智能产业等成功经验,加大探索力度,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从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和全球合作等6个方面,擘画了“人工智能+”重点行动。在“人工智能+”行动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目前学界已有成果大多基于人工智能的既有范式进行探讨,本研究则紧扣2025年以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背景、新阶段和新范式,从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出发,讨论如何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此外,本研究还对“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而形成的智能治理模式进行了学理性讨论。

  “人工智能+”是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范式,它以融合和赋能为突出特征,呈现出从概念到体系、从理念到行动、从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国家治理”推动形成以智能+治理为特征、以有机融合和双向赋能为机制的智能治理新样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人工智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发展阶段来看,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2012—2017年为准备起步阶段,2017—2021年为快速发展阶段,2021—2025年为伦理监管阶段,2025年后为全方位、体系化发展的整合引领阶段。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体现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拓展再到治理体系升级与社会价值引导的渐进式演变逻辑。

  人工智能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1997年电脑“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13年Facebook、Google等公司设立聚焦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实验室,2014年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stman)首次通过图灵测试,2016年AlphaGo大胜围棋世界冠军,世界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的纪元。2014年习就提出“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支撑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应用”,为后续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基础。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表明人工智能已被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战略框架。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处于由技术积累向战略布局过渡的初期,主要聚焦于支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与产业试点,展现出前沿技术探索上的战略潜力。

  基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宏观战略布局,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以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随后,我国成立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科技委、中国科协等15个部门参与组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负责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2018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表明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同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旨在引导高等学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提高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交流等能力,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战略支撑。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数字经济核心要素,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由此,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出实验室,渗透至医疗、交通、制造、金融等关键领域,从而形成了“科研—应用—产业”三位一体格局,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来看,这一阶段,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政策引领下的产业化加速,体现为资本投入加大、应用创新活跃、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伦理与治理问题逐渐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技术与人的关系。2021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六项基本伦理要求,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伦理指导。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强调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2024年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规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语料安全、模型安全、安全措施等方面的标准要求,以技术标准方式细化安全边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总的来看,强化风险防控与伦理规范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步入了规范化治理的新轨道,强调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潜在社会风险。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进入全方位、体系化发展的整合引领阶段。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强调要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随后习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擘画了“人工智能+”重点行动,构建起覆盖科技研发、产业应用、社会治理、国际合作等多领域的全方位体系。在此前后,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出台一系列要求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措施,如深圳市发布《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2026年)》、安徽省发布《打造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若干政策(2.0版)》等,形成了“国家战略—地方响应—区域特色”多层级推进格局。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体系化统筹与全球竞争。中国不仅注重技术突破与应用落地,更力图在治理标准、伦理规范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提升全球话语权。

  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工智能+”新阶段。相比于既有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人工智能+”新范式多了一个符号“+”,更加强调融合与赋能。“人工智能+”的融合属性,强调人工智能能够使万物互联,回答了“人工智能+”是什么的问题;“人工智能+”的赋能功能,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回答了“人工智能+”怎么样的问题。就融合而言,“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物理作用叠加,而是在把握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引领作用,使其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形成“化学反应”,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带动科技和产业全面创新,从而培育新应用、新产业和新模式。人工智能正加速各领域价值链重塑——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流通服务,人工智能不仅提升效率,更重新定义价值创造方式,从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与产业形态。就赋能而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日益成熟以及算力、算法、数据三方面的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逐步突破行业壁垒,广泛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人工智能+”的赋能范围不限于某一行业或者某几个行业,而是千行百业。比如,“人工智能+制造”推动智能工厂建设、预测性维护落地与产业链协同优化,“人工智能+城市”则助力智能交通、环境监测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的优化升级。

  相较于既有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以融合与赋能为特征的“人工智能+”体现出如下趋势:(1)从概念到体系。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单一的概念表述逐步发展为系统的政策体系,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度上,人工智能已经从聚焦特定产业的技术工具,升级为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诸多领域的普遍性范畴,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深度上,党和政府不仅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更将其提升到安全、伦理、治理乃至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布局。人工智能的社会效应、政治意义与制度价值,已经被内嵌至“人工智能+”整个体系之中。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正在经历从技术(器物)到产业(政策)的递进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线)从理念到行动。从大政方针的提出到专门政策举措的落地执行,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理念倡导或战略宣示阶段,进入了政策落地与行动推进阶段。教育、医疗、交通、金融、农业等行业已经出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例如,“人工智能+教育”推动智慧课堂建设与个性化学习落地,“人工智能+医疗”助力精准诊断与公共卫生治理升级。“人工智能+”新范式不仅是理念上的革新,更是实践应用和制度供给的落地,表现为政策可执行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同步提升。(3)从局部到整体。从中央部署到全国联动,从科技、教育部门发出倡议到多部门联合协作,“人工智能+”新范式更强调协同、整合,旨在形成纵向、横向整体发力的新格局。纵向上,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形成多样化发展模式。横向上,教育部、工业和信息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动,司法、统战、环保等多口线协同,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协同发展,构建起跨行业、跨领域的制度保障。

  在“人工智能+”体系中,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日益紧密,推动形成以智能+治理为特征、以有机融合和双向赋能为机制的智能治理新样态。

  双向赋能,即智能与治理良性互动。在经历敏捷回应、开放包容、韧性容错的适应性治理后,技术社会复合体的有机互嵌结构得以形成。由此,智能治理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的单向过程,而是技术与制度的双向赋能。(1)从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来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感知力、分析力和决策力,为治理体系注入新的能力:在效率层面,人工智能实现了对海量信息的实时处理和精准分析,显著提升了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效率;在公平层面,算法模型有助于减少人为偏差,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和公正;在风险层面,人工智能的预测与模拟功能增强了治理体系应对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2)从国家治理赋能人工智能来看,治理体系通过制度供给与规范约束,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健康环境:在制度层面,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为人工智能发展划定边界,避免技术滥用,有效控制其“负外部性”;在政策层面,财政金融支持与战略规划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动力、指引方向;在社会层面,治理体系通过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为人工智能应用构筑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双向赋能关系表明,智能治理既非“技术主导”,也非“制度决定”,而是技术与制度互动共塑、相互成就的动态演进过程。

  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资源丰富、共识达成、充分回应等方面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也在安全风险、公民隐私和公平难题等方面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人工智能+国家治理”通过有机融合与双向赋能,实现了从工具性治理到智能型治理的范式变迁。这既释放了人工智能的公共价值,又有效规避了其潜在风险,从而显著提升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有机融合与双向赋能的角度来看,智能治理推动了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型: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使治理体系在信息处理、风险研判、公共服务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扩展;另一方面,通过制度供给与治理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获得了合法性、方向性和可持续性保障。这种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共生、人工智能与治理体系共进的全新治理形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跃升。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新范式以融合与赋能为主要特征,与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智能治理新图景、新格局、新画卷、新体系。

  “人工智能+生态治理”着眼于以智能化手段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挑战,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环境治理的系统性、精准性与前瞻性。“人工智能+生态治理”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为:一是全域感知与智慧规划。通过“空—天—地—海”一体化感知网络,能够实现对国土空间与生态环境的全方位监测。借助深度学习与遥感数据分析,可完成国土空间的智慧规划与生态红线的科学划定。二是要素优化配置与系统治理。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对大气、水、海洋、土壤等多要素的统一监测与动态管理,推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例如,通过智能算法预测空气质量变化或水体污染趋势,从而实现预防性治理。研究显示,人工智能能够促进绿色技术融入企业生产流程,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提高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友好程度。三是碳治理与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在全国碳市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算法优化与数据建模,能够有效提升碳排放监测、核算与交易的精度与效率,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支持。四是生态治理模式的创新。通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态模拟与智能推演,能够建立起“精准感知—预测研判—智能决策—动态调整”的闭环治理模式,实现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综上,人工智能赋能生态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智能化工具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动态感知、精准治理与可持续管理,从而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仅是国家竞争的新前沿,更是国际合作与制度共建的重要议题。在智能革命浪潮中,各国要在人工智能发展问题上形成全球性共识,通过协商对智能化的发展进行节奏调节,将可解释的、安全的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实现机制主要体现为:一是全球治理体系共建。中国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倡导构建开放包容、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框架,推动形成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治理原则与伦理规范。二是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对接。人工智能涉及算法透明度、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关键议题,要求各国在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上加强协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专业机构,加强对话合作,有效推动国际标准对接与制度衔接。三是风险研判与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算法歧视、信息操控等全球性风险,需要各国共同研判、协同应对。中国倡导安全、可靠、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原则,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四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智能供给。人工智能可在气候变化治理、传染病防控、国际减贫等全球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技术支撑。综上,人工智能赋能全球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规则共建、风险共治与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开放、共享、包容的智能化全球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机融合,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可以从政策体系智能化、发展平台智能化、人才队伍智能化和监管响应智能化等方面着手。

  政策体系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制度保障,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制度、政策工具的智能优化,形成系统化、动态化的政策供给,从而走出技术管控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一是加强法律法规与伦理准则的完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多重风险与挑战,亟须在法律、伦理和制度层面提供相应保障。应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立法进程,建立健全涵盖算法透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伦理责任的制度体系。二是加强开放治理与资金支持。应坚持开放治理理念,在开放的制度机制下一体化推进人工智能科研与应用,不断拓展其创新发展方向。应发展长期资本、战略资本和耐心资本,推动构建与人工智能创新周期相匹配的投资机制。应发挥财政资金与政府采购的引导作用,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三是推进风险监管与动态评估。针对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黑箱效应、算法偏差和歧视等伦理风险,应建立多维度风险评估与备案管理制度,形成灵活调整与动态监管的智能化机制。政策体系智能化的实质是通过制度供给和规则重塑,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提供清晰边界、稳定预期和正向激励。

  发展平台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与产业支撑,其重点在于构建开放、共享、跨界的应用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成果在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落地转化。一是加强中试基地与共性平台建设。应布局建设国家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形成“研发—中试—应用”全链条孵化体系,推动建设跨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二是加大标准制定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中,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越是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重视各种伦理风险,就越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誉。作为人工智能规范发展的关键责任主体,领军型科技企业应加快重点领域标准研制,推动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标准体系。同时,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共享机制,营造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三是完善应用场景与试错容错机制。应鼓励发展新模式,培育专业化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构建完整高效的应用服务链。要建立健全试错容错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应用试点。发展平台智能化的实质是通过构建开放生态与创新平台,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应用与制度供给的多元联动。

  人才是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资源。人才队伍智能化不仅指向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也涵盖全社会数字素养的普遍提升与通识教育的深化发展。一是推进教育体系的全链条布局。要将人工智能教育嵌入各学段之中,既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又在高等教育阶段强化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同时,还要重视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还要增强全体公民适应“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的基本能力。二是加强高层次人才与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要超常规建立领军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体系。要完善符合人工智能特性的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大的探索空间,鼓励其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开展原始创新。三是强化人才激励与制度创新。要引导企业规范运用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手段,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人才队伍智能化的目标在于构建结构合理、梯度分明、充满活力的人工智能人才生态,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动力。

  监管响应智能化是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的底线要求,其重点在于建立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能力体系。一是加强全方位安全能力建设。要强化模型、算法、数据和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防范模型黑箱、虚假生成、算法歧视等风险,提升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与可信赖度。要通过增强透明度和伦理审查,确保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合法、合规、可信,以算法解释化解信息单向透明趋势,以算法审核抑制代码歧视风险,以非歧视原则规范人工智能开发、利用行为。二是构建前瞻性评估与风险预警体系。要建立覆盖研发、部署与应用全周期的风险监测、前瞻评估与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治理体系能够动态适应技术变化。三是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要在政府引导下,推动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形成“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治理模式,加快构建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监管响应智能化的核心是在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平衡,建立安全、透明、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是新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范式,它以融合与赋能为突出特征,呈现出从概念到体系、从理念到行动、从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趋势。从发展脉络看,中国人工智能经历了准备起步、快速发展、伦理监管和整合引领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日益紧密,与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生态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机融合,促进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共塑,形成了智能治理的新图景、新格局、新画卷与新体系。未来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现代化,从制度设计、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和机制保障四个方面着手,推动政策体系智能化、发展平台智能化、人才队伍智能化和监管响应智能化。

  2015年“互联网+”战略的提出,有效激发了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网络平台。相比于“互联网+”,2025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实现了从“信息连接与扩散”向“知识运用与创造”的跃升,正以更具变革性的力量,推动生产要素重组、价值创造方式升级、组织形态演化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展望未来,中国“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凸显战略性、系统性和引领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人工智能+”将在更多领域实现深度渗透与结构重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治理逻辑也将随之演进,制度供给、伦理规范与国际合作将成为“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在全球层面,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标准与机制的共建共享,努力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不断提升话语权、影响力与制度塑造力。总体而言,中国的“人工智能+”不仅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战略路径,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动力,其未来发展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化研究。